贺敬之，当代著名诗人、剧作家。1924年11月出生于山东峄县（现枣庄市）。1939年在四川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开始发表作品；1940年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并开始创作。历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代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等职；当选过全国政协常委，系十三届中央委员。
“贺敬之”这个名字，是与歌曲歌词《翻身道情》、《南泥湾》，歌剧剧《白毛女》，诗《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颂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名作紧密相联的一个符号。而熟知中国当代文学的人也必定知道，剧作家、诗人贺敬之的创作虽然说不上浩繁，但他的每一件作品发表出来都有一定分量，也每每都有划时代的意义。
贺敬之的文学创作善于从历史的与思想的高度来提炼文骨，他写诗则坚持“诗学和政治学”统一的标准，以政治为纲，吹响时代的号角。他似乎注定就是为文学创作而生，成为时代的歌者。
而夫人柯岩——诗集《“小迷糊”阿姨》、《周总理，你在哪里》，报告文学集《癌症≠死亡》，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等许多著名文学作品的作者，同样是一位优秀的当代文学大家。这对文坛伉俪在相伴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共同走过崎岖不平的人生路，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也写就了一段温馨飘香的文坛佳话。
文坛伉俪原本患难知己
1949年底，中宣部组成作家代表团去朝鲜慰问，年轻的作家贺敬之积极报了名，当时组织大家学习的丁玲是他的领导。在学习期间，丁玲发现贺敬之很瘦弱，气色不好，好像有隐疾在身，担心他到了朝鲜以后出问题，就对他说：“你不要去了，你到农村去吧。”由于丁玲的这一决定，贺敬之得以认识柯岩，并成就一段美好姻缘。
柯岩祖籍广东南海，本名冯恺，1929年生于河南郑州，1948年考入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1949年5月苏州解放后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同年调到北平，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编剧。柯岩在17岁时就发表了处女作《我的同窗》，她才华横溢，长相不俗，走到哪里都非常招人喜爱。
1950年初，柯岩所在剧院举行剧本座谈会，请贺敬之去谈《白毛女》的创作经验，柯岩是课代表。初次接触，贺敬之对柯岩的印象很好——朴素，不矫揉造作，充满了革命热情。而柯岩一见到贺敬之却感到出乎意料——想不到《白毛女》的作者这么年轻，这么文雅，不仅没有大作家的派头，连小作家的沾沾自喜也没有：说话是那么平易、谦虚，又富有幽默感。
从工作的接触开始，贺敬之与柯岩的交往越来越多。两个人常聚在一起谈文学，谈生活，谈革命，谈创作，他们有太多相似的追求，很快就成了朋友。
但是，促使他们感情发生飞跃的契机却是贺敬之的一场大病。1951年初，贺敬之到河北省大名县下乡。到了县里，他感到身体不适，浑身无力，举手抬足都非常困难，后来竟出现吐血。县里大夫诊断为肺结核，贺敬之被火速送回北京。当时，为了防止传染，医院里一般不许来探望病人。令贺敬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柯岩来医院探望他。因担心柯岩被传染，贺敬之心中很不安。可柯岩却笑着说：“越害怕才越会传染呢。”这句话令病中的贺敬之深受感动。
在病中，贺敬之的阅读量很大，柯岩经常借些认为对他有帮助的书来，有时也带些好吃的来。也许，她的到来比药还有用，贺敬之的病渐渐好了起来。他的肺结核没有传染给柯岩，而柯岩的开朗、洒脱却“传染”给了贺敬之——从柯岩蓬勃的生命力中，贺敬之吸取了再生的巨大力量。爱情，在这两个年轻人的心中悄悄萌芽。渐渐地，见不到柯岩时，贺敬之常常陷入思念的痛苦；柯岩一出现，贺敬之的眼前似乎多了一个太阳，他的话也多了，容光焕发。
1953年10月的一天，贺敬之、柯岩结婚了。他们的洞房安置在龙须沟旁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当时，贺敬之的病还正在恢复之中，工作单位在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任副主任。婚后第七天，柯岩就告别新婚的丈夫，行色匆匆地奔赴朝鲜前线了。
解放后，在多次政治运动中贺敬之都挨过整。柯岩也不例外，她从小就性情明朗，刚正不阿！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黑帮”、“反革命”。 造反派批斗她，喊“打倒‘牛鬼蛇神’”，她也喊“打倒‘牛鬼蛇神’”；造反派说：“你就是‘牛鬼蛇神’”，她回答：“我不是，谁是就打倒谁！”在批斗会上，她要发言，不批斗的时候，更要讲话，宣传自己的观点。
“二月逆流”之后，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柯岩在本单位贴出大字报声明：“我不是漏划右派，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不是黑帮……自即日起退出黑帮小组。”旋即不顾造反派的监视和阻挠，手提浆糊桶，领着不满九岁的女儿，到文联大楼贴出了大字报：“挺起腰杆干革命，贺敬之是个好同志！”
为“要犯”贺敬之翻案这个行动，在当时可谓是“胆大包天”！柯岩性格刚毅，她与贺敬之共同生活了十几年，对于他的贫苦出身和清白历史了若指掌。站出来贴大字报，与造反派针锋相对作斗争，对于柯岩来说，是将自己的安危全然置于不顾了。
贺敬之是老“运动员”，不断挨整。那时候，有不少人为了保全自己，有时也是为了保全子女和家庭，选择了离婚。但柯岩连想都没想过，柯岩曾说，当时我不可能这样选择。
贺敬之为人随和，很宽厚，对人从不挑剔，柯岩也曾常说和贺敬之相处的人，如不自强自律，很容易被他“惯坏”。而柯岩则刚强正直、快人快语，被人誉为“女侠”。他们两人性格不同，志趣却颇为相投，成为彼此互补的终身伴侣、文坛的一对神仙眷侣。
病痛缠身自陶然
1991年，贺敬之在北京医院进行体检时，大夫确诊他已患肺癌，要对他的肺部进行手术。这时贺敬之已经67岁了。因心脏不好，左肺曾经做过手术，所以贺敬之对自己能否经受得住肺部大手术很怀疑。医生看出他的顾虑，只好建议他进行保守治疗。贺敬之回忆说：“我们夫妇俩一起出去散步是从来不拉手的，那天从医院出来是个例外。刚一走出医院大门，我们的手就拉在一起了，而且拉得那么紧。尽管我被查出了肺癌，但我并没有感到多么惊慌，我感觉到柯岩的手很有力，握着这样的手心里就有了依靠。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谈的不是工作就是创作，很少涉及自己的情感和生活。这回也是个例外，从医院出来以后，我们回忆了没有风花雪月的初恋，回忆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生活。我们谈了很多很多。经过一段时间的保守治疗，在后来的一次体检时，我肺部的阴影没有发展，这种好转连大夫都感到吃惊。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话疗’的结果。”
说到夫人柯岩，贺敬之说：“她可也是个‘老病号’，浑身都是病。”柯岩曾有过十几年的尿血史，最初医生检查说是肾炎，但坚强的柯岩没把病当回事儿，她坐在床上用个画夹子垫着写作，就这样写出了《寻找回来的世界》和《他乡明月》。1994年，病得实在厉害了，在单位领导的逼迫下，柯岩才住了医院，确诊结果显示是肾结核。
柯岩动手术的那天，来了许多同事、战友和朋友，还有读者，手术室的走廊里挤得都是人。贺敬之坐在手术室外，心里七上八下，不知结果到底如何。好在知道不是肾癌了，他心里还稍微有点儿底。等到手术结束，柯岩被推出来了，大夫拿着一个盘子，里面盛着她的右肾，已经彻底地烂掉了。看见了隐藏在爱人身体里的磨难，那种感觉对贺敬之来说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
1996年9月，心脏一直不好的柯岩再次遭遇了心脏搭桥手术的考验。动手术前一天，贺敬之整整一夜没有睡觉——因为参加会诊的一位医生也对实施手术产生动摇了，认为危险性太大；可是不动手术，对于柯岩来说毫无希望。手术从早晨做到晚上，足足做了八个小时，一共搭了三根桥，做得很好。那天，贺敬之躲在手术室外，悄悄地流下了泪水。
不论是当文化部部长，还是当普通百姓，贺敬之都平易近人，保持着山东人的那种质朴、直率、爽朗的性格。他曾这样说：“诗人要有诗人的气质，这种气质不是遇到挫折而低头，逃避现实，郁郁寡欢，甚至一蹶不振，而是豁达与宽容，诗人的胸襟应该像大海一样宽阔、博大、浩瀚，他能经受住任何惊涛骇浪。”
而今，贺敬之每天清晨到居所附近的玉渊潭公园散步，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呼吸新鲜空气，也像普通人一样上街买菜。在贺敬之的书房里，摆着几个大书柜，里面堆着满满的书籍，他每天以书为伴，养花养猫，也练书法。一般情况下，贺敬之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但有些必须他出席的会议也不好不参加。下午夫妇俩一般不会客、不接电话，晚上继续工作或会会朋友。柯岩1997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贺敬之学了三次还没学会，现在仍是“笔耕”。他们在恬淡安静的日子里度过自己的晚年，应该说是一种幸福。
进入晚年，贺敬之已基本上不写过去常用的自由体了，而是用他主张的加以变通的古体诗形式来写新的生活内容，评论家称之为“新古体诗”。1996年，他出版了《贺敬之诗书集》，内容就是新古体诗加上书法，获得好评如潮，他近年来继续乐此不疲。
由于身体的原因，贺敬之在晚年很少写诗了，有时整理一下自己的旧作，让思绪随着回忆在那些闪光的诗句中徜徉。当然，有时也出席诗歌界的一些活动，上台朗诵自己的诗作，在中国诗坛上继续发出高旷的余响。
诗芽与思想在流亡路上一同成长
1924年，贺敬之出生在山东峄县贺窑村的一个贫苦农家。“敬之”这个名字，是从《孟子》中的一句话——“晏平仲（婴）善人交，久而敬之”而来。家中有奶奶、父亲、母亲，后来又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这七口之家只有不到一亩的土地。从贺敬之四五岁记事起，家中便过着艰难而贫困的生活，幼时的贺敬之要帮助家里干活，打高粱叶、拾麦穗、送饭、捡棉桃……
贫穷而又无力改变命运的父亲，把希望都寄托在长子贺敬之身上。贺敬之很小的时候便显露出读书的天分，教私塾的老先生发现贺敬之脑子特别灵，很喜爱他，便特别给他“开小灶”。念了半年私塾后，贺敬之就读于天主教教会小学，可教会小学后来停办了。在一位本族祖父的指点下，贺敬之来到一所私立小学。这所学校有几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年轻教师，他们教学生们阅读鲁迅等人的小说，还选学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教学生唱歌。这些对于少年贺敬之影响甚大，儿时的贺敬之便最喜欢唱歌，他学会了唱《苏武牧羊》、《可怜的秋香》、《渔光曲》、《大路歌》等。在几位老师的哺育下，贺敬之的文学兴趣很浓，对美术也很热爱，他的这些进步得到老师们的交口称赞。
1937年，小学毕业的贺敬之考入不收取学费的滋阳简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形势日益恶化，滋阳简师被迫南迁，同时学校决定让一些年龄小的学生返乡。学是考上了，却赶上乱世，贺敬之不幸正是被决定要返乡的学生中的一个。由于战争，贺敬之又一次失学。但想读书的强烈愿望令贺敬之不甘于在家乡等待，千方百计联合了五个找学校的青年，一路艰辛，一路涉险，找到位于湖北均县的母校。流亡的的学校，救亡的民族呼声，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进步的思潮运动……如同咆哮着的汪洋大海，冲斥在均县那偏僻的山区。少年贺敬之心中激荡着国难、乡愁，他学会了许多的救亡歌曲，在歌声中逐渐成长。
不久，诗人臧克家率领第五战区文化服务团来到学校，这成为学校的一件盛事。当时臧克家只有34岁。第一次见到真正诗人的贺敬之感到诗人是那样高大，一股神圣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在欢迎臧克家的仪式上，贺敬之挤到人群的前面，他的目光紧紧跟随着诗人，聆听着诗人亲切而实在的乡音，饱览诗人演讲时的激昂场面，痴看诗人演讲时的手势，就连诗人的片言只语都深深记在心头。
当时，贺敬之非常喜爱诗人田间的抗战诗，诗句短小，铿锵有力。为了能随身携带田间的诗集，他把诗页上的天地空白都剪了去，可见他对田间的诗歌酷爱到什么地步。臧克家一来，贺敬之对诗歌更加神往了。
1938年底，贺敬之随着流亡的师生由湖北均县出发，步行经过陕南，绕道进入四川。这时学校已改名为国立六中，总校设在绵阳，贺敬之所在的一分校驻梓潼县城内。这时的贺敬之已逐渐成熟起来了，在梓潼，他更加积极地参加救亡活动。他和本班同学办了一个“挺进读书会”，还发起创办了一个《五丁》壁报，阅读进步书报，议论时局。从15岁到16岁这一年之间，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进步的政治、哲学书籍，也读了不少中外进步的、革命的小说和诗歌作品。
主课之外的民主空气，进步的书刊，革命的诗歌，渐渐成为贺敬之生活中的主食。他开始学习写散文、小说、诗歌，开始向重庆、成都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报刊投稿，并多有作品被采用刊登。对于文学创作的兴趣爱好，奠定了贺敬之一生从事这项职业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