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著名科学家（力学家和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1912年10月出生于江苏无锡，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现为上海大学教授、校长，系中国科学院院士。
皓首红颜，精神矍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难以相信眼前这位老人就是年逾九秩的钱伟长院士。这位世界上目前在位的最年长的大学校长，虽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头脑清晰、思维活跃，精神仍处于相当年轻的状态。
健康的前提
“学到老，做到老，活到老”是钱伟长的口头禅。他认为，只有不断地学习，才不会老化，人们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他说：“我36岁学力学，44岁学俄语，58岁学电池知识。不要以为年纪大了不能学东西，我学计算机是在64岁以后，我现在也搞计算机了，当然不像年轻人那么好，不过也吓不倒我。”“到现在，晚上9点以后是我的自学时间，一直到12点。晚上最安静，我可以安安静静地自学，获得我所不懂的东西。我毕竟有经验，自学得很快，这是我长期锻炼出来的。可以说，我没有懒过，我的知识没有老化。”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钱伟长70岁以前家里没有过电视机，原因是他是个铁杆“体育迷”，特别爱看足球、乒乓球比赛的转播，他生怕看电视耽误了自学和工作。后来，在晚辈的强烈要求下购置了彩电。十多年前，曾有人问他：“钱老先生，你不开夜车吗？”他答道：“还开呀，开了50多年夜车了，难改了。”
钱伟长认为，仅仅想读书、会读书是不够的，要做好科研工作，必须大胆怀疑、锐意创新。钱伟长一向尊重学术前辈而不盲从，强调“不要去咽别人的唾沫”，遇到问题要独辟蹊径，尽力用新观点、新方法去解决新问题。与他稍有接触的人都知道，他的治学、为人之道讲究一个“实”字，他痛恨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弄虚作假，为人处事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直来直往，虽因此吃亏，但从来都是无怨无悔。
一般人著书立说时，手头总是放着一大堆有关书籍，不时翻阅查看，以便“引经据典”。但是，钱伟长写专著时，案头不放任何“典籍”，全书1000多个公式，都是信马由缰，随手写来，有时在草稿纸上做些推导。由此足见他对有关知识早已融会贯通、成竹在胸，而书上的不少结果是出于他本人的创造。
在很多场合，钱伟长总要现身说法，畅谈自己对体育一往情深的渊源。他幼时家境清寒，少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当时的他多病缺医，因此身体很瘦弱。18岁那年考入清华大学时，身高只有1.49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清华历史上首位身高不达标的学生”，在就读的第二学年，竟一鸣惊人地入选清华越野代表队，两年后更以13秒4的成绩夺得全国大学生对抗赛跨栏季军，还入选国家队参加远东运动会，跨栏、越野跑样样拿手，在当年的清华足球队更是名副其实的球星。看着他回忆这些往事时那自得的样子，你还能看到他那颗年轻的心。
钱伟长年轻时就好下围棋，采访时他的目光偶尔看到了棋盘和棋子，便迫不及待地要下一盘，一边还告诉旁边的人关于聂卫平当年下棋的掌故：“那时，他父母不让他下，还是我把他父母说服了。”
钱伟长从念大学起，直到成为科学家、大学校长，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体育锻炼。他年过古稀，还坚持每天进行长跑锻炼，有次参加清华大学的长跑比赛，居然一口气跑了两万米。如今90多岁了，虽然长跑已不太合适，但钱老依然“规定”自己每天要步行3000步。正是依靠体育锻炼，钱伟长一直保持了健康的体质和头脑，虽已届耄耋之年，仍是鹤发童颜，精神矍铄。2002年，上海大学为钱伟长90华诞举办“钱伟长杯”大学生足球比赛，他亲自策划撰写了足球比赛的竞赛规程，并出资打造了足球赛的奖杯。在闭幕式上，钱伟长兴致勃勃地为学生发奖，还滔滔不绝地作了一个多小时关于足球和体育锻炼的发言。在接受人们祝贺时，钱伟长笑着说，“90岁照样工作，我这个大学校长可不是顾问哟。”
钱伟长对体育在高校教育中的定位，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担任上海大学校长以来，学校的群体活动开展得蓬蓬勃勃，每年要进行足球、篮球、排球联赛，网球、田径大奖赛，以及健美操、拔河、跳绳等小型多样的群体竞赛；每两年要举行一届以院、系为单位参加的全校体育节。他认为，学校体育应以普通学生为本，它的最终目的是愉悦、释放、健康。他要让更多的青年学子参与体育锻炼并享受体育运动所带来的乐趣。
穷育宽胸 病使志坚
钱伟长出生于江苏无锡县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这个地方有句俗语：“十只黄狗九只雄，十个先生九个穷。”这话一点儿也不假，钱伟长一家就是在穷苦中挣扎着度日的。祖父是晚清秀才，一辈子不得志，40多岁就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钱伟长的父亲和大叔父靠着家学的根底，继承了祖父教私塾的衣钵。钱伟长的父亲作为长子，过早地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上奉老母，下养妻子儿女，还要教育四个弟弟。
贫穷的生活磨练了钱伟长，使他过早地懂了父母的艰辛。还在五六岁时，他就主动以稚嫩的肩膀，承担部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或到田间地头挑金花菜，或到河沟里捞捕鱼虾，或在家中挑花和糊火柴盒……
七岁过后，父亲把他送进了村里的一所学堂，开始了启蒙教育。和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一样，钱伟长一边用功读书，一边还要帮助家里干活。每天放学回来，他总是拿起挑花的绷子，聚精会神地挑花。钱伟长说：“在上大学前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的衣服，穿的都是叔父们小时穿旧了经母亲改裁以后的衣服。幼年由于生活贫困，农村卫生条件又差，曾得过肠胃寄生虫病、疟疾、痢疾、肺病、伤寒等多种疾病，在缺医无药的条件下，我终究还是活下来了。”
出生于乡间寒儒家庭的钱伟长，自幼饱受清贫之苦，在多方资助之下方得勉强完成中学学业。这年夏天，他只身到上海，接连参加了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考试。钱伟长回忆说：“我在1931年6月一个月内，在上海连考五个大学，无非是想多考几个大学多些录取机会，但是喜出望外居然都考取了。那时大学试题不统一、也不分科录取，我以文史等学科补足了理科的不足，幸得进入大学，闯过了第一关。”他居然以优秀的文科成绩而脱颖而出，并同时接到这五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清寒奖学金”的蜜果真的被他摘到了。
这时，钱伟长的叔父钱穆已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从北平来信，建议侄儿到清华读书。钱伟长接受了这一建议。清华大学根据他的考试成绩——历史与国文成绩最好、历史竟得满分，准备把他分到中文系或历史系去。但钱伟长找到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申请选读物理系。吴有训不解地问：“你的文学、历史都考得不错，为什么一定要进物理系呢？”
的确，就成绩而言，就兴趣而言，钱伟长是应该读文史的，他相信自己有这方面的才能和天赋。然而，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迫使他走上弃文学理的道路，这股力量虽然产生不久，但却无法遏制……
那是在上海参加完高考之后，有一天，钱伟长来到外滩散步，在公园门口有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挡住了去路。他觉得中国人的尊严受到了侮辱！“这帮可恨的侵略者，无耻的强盗！”他在心里恨恨地骂道：“他们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称王称霸，不就是凭着手中的飞机大炮吗？！”就是从那一刻开始，钱伟长产生了弃文学理的念头。
同时，没想到他刚进清华大学的第三天，就遇上了“九·一八”事变。尽管他当时已经显示出文科方面的突出才能，而迫于成长环境，理科成绩相对差些，但在科学救国的热情驱使下，他进一步坚定了弃文学理的决心。40多年后，他曾这样回顾：“我是受国耻对我的灵魂上的冲击长大的，因此最后我从学文改学物理，因为当时我认为没有强大的国力是没有办法对付帝国主义的。”正是这种爱国的信念，指导了钱伟长一辈子的学术活动。
舍利取义铸忠魂
1940年，钱伟长从上海启航，开始了留学生活。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钱伟长在应用数学系主任辛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很快，他们合作共同攻克了板壳内禀统一理论这个世界性的难题。这时，钱伟长仅28岁。
1941年5月11日，是现代航空大师冯·卡门的60寿辰。为了向他表示祝贺，美国科学界的著名学者决定出版一本高质量的祝寿论文集。为这本文集撰写论文的，大多是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爱因斯坦。在这本厚厚的论文集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钱伟长。他是论文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个。
在自己的论文里，钱伟长提出了板壳理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论文发表后，许多科学家指出，钱伟长是国际上第一次把张量分析用于弹性板壳问题上的富有成效的一位学者。那组方程式，则被世界公认为“钱伟长方程”。直到1977年，美国出版的一本名叫《板壳渐进解》的书，还把钱伟长的这一工作誉为“划时代的工作”。
由于钱伟长的出色成就，多伦多大学于1942年授予他博士学位。就在这一年，他离开多伦多，来到了冯·卡门的门下，在喷射推进研究所任研究员。这时，另一位中国学生钱学森，已在冯·卡门的门下从事工作。卡门同情贫弱的中国，对中国学生的勤奋、聪明备加赞赏，在他的指导下，钱伟长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钱伟长担任的主要课题有火箭的起飞、飞行中火箭的翻滚、火箭弹道的控制等。时间不长，他便接连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并在研究、设计、制造等环节中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后来，钱伟长又参加了人造卫星的规划和研究，并写出了有分量的研究论文。
正当钱伟长的工作得心应手、卓有成效之时，祖国传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他的心化作了一枚“火箭”，飞向那养育过自己的土地。他郑重地向冯·卡门提出了回国请求，却遭到这位导师的拒绝。冯·卡门不愿意放走这个精明强干的助手。
过了几天，钱伟长再一次找到了冯·卡门，用一种恳求的语气对他说：“您知道，我出国已经七年。我很想念自己的妻子和从未见过面的孩子，请给我一个探亲假吧。”
这个请示果然得到了冯·卡门的同情，他答应钱伟长回家探亲，并嘱他早日回所。
1946年5月，钱伟长乘上了从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轮船。他名为回国探亲，实际上早已做好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由于他在科研中接触了大量军事机密，为了让美方顺利放行，他制造了短期回国探亲的假象：轻装简从，将大量书籍、资料留在了办公室，还在住所预付了半年房租，就连刚刚晋级的薪水也没有去领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钱伟长说：“老实说，我在国外的生活是非常舒适的，我领导了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就是做‘洋官’的人，当然我是‘技术官’，可我不稀罕这个，我当时是为美国做事，做出来的导弹火箭都是美国用的，我干吗，我要回来就回来了……”
回国后，钱伟长到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任教授，可是薪水很低，生活的困难令他失望。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已只好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为此，奔波于北京的三所大学讲课，但仍不得温饱，不得不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告贷度日。
1948年，友人捎信给钱伟长，告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进展较快，亟愿他回该所复职，携全家去定居并给予优厚待遇。于是，他到美国领事馆申办签证，但在填写申请表时，发现最后一栏写有“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钱伟长毅然填上了“NO”，最后以拒绝赴美了事。
噩梦醒来是早晨
解放后，钱伟长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之中，积极参加和领导教学、科研活动，进入了他学术上的第二个丰收期。正当钱伟长雄心勃勃地攀登新高峰的时候，一场历时20余年的苦难落到了他的头上。他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了极不合理的待遇。1957年，他的29个社会职务被剥夺到只剩下教授一职，而且从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他的独子尽管高考成绩优异却受牵连而“不予录取”；更有甚者，他被剥夺了公开进行科研、发表论著的权利——大量的论文和专著稿，全都被压在书架上，经受着时间的考验和淘汰。对于一位热诚的科学家，这是何等重大的打击！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没有灰心丧气，继续从事着力所能及的教学和科学咨询工作。
在十年动乱中，钱伟长遭到更大的厄运，但是仍然痴心不改地进行着“地下”科研工作。就在清华武斗最激烈的时候，他家正处在两派的前沿阵地而又不准搬迁，在室外的混乱枪声中，他仍然挑灯夜战，从事三角级数求和的研究工作；在首钢特殊钢厂劳动期间，他与工人亲密无间，与他们一起研制了水压机和热处理设备，并得到了工人的保护。钱伟长说：“生活用具和衣服棉被，或被抄走，或被征用。在近半年的时期，夫妻都被分别‘隔离审查’或‘群众专政’，靠两个在中学里当‘狗崽子’的女儿在监视之下送饭度日。在最艰难的时刻，靠着亲人们相互关怀，相濡以沫，聊以度日。”“文革”期间，虽然缺乏起码的工作条件，但他以非凡的毅力，推导了12000多个三角级数求和公式。其中不少很有实用价值，也是前人所未知的。
得到“解放”后，钱伟长的书架上已经积压着数百万字的论文手稿。从此，他的论文又不断出现在各级学术刊物上，仅1979年一年，他就发表了15篇研究论文，创造了他从美国回国以后发表论文的最高纪录。
作为教育家，钱伟长是上海大学校长、国内十几所大学的名誉校长和教授；身为科学家，他是中科院资深院士、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英文《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主编；作为政治家，他虽才退出全国政协副主席岗位，但出任多个组织的会长。因此，钱伟长的繁忙也是著名的，这每一个职务于他并不是虚设的，都有太多的事要做：阅读文件，参加活动，开展科研，视察扶贫，带博士生，等等。工作几乎占有了他除了睡觉的所有时间。如此繁重的工作，对于一位90多岁的老人来说，有些叫人担心。
钱伟长说：“我没有休闲生活，不抽烟、不喝酒、不锻炼，不胡思乱想，所以我身体健康。工作就是我强身健体的秘诀，脑筋用得越多身体越好。我睡眠时间不长，但睡眠效率很高，工作其实就是最好的休息。”
